同样的是自己唱歌时感觉High翻全场，但事后听录音觉得并不那么带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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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ey Taylor 和 Susan Fiske 在 1975年完成了这样一个实验，有6名观察者在3个不同的位置观察两个人A和B谈话。如图：
（两个人在A的左右两边，和A一样正对着B；两个人在正中间没有偏向的观察A和B的交谈；另外两个在B两侧，脸朝A观察。）
由于同时聆听两者的讨论，唯一的差异在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她们发现：
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在他们视野中的发言者掌握了整个对话的基调，确定了信息转换的类型以及使对方像自己一样行为。而中间的观察者则认为两者没有差异，同样有影响力。
这个实验有力的证明了观察角度对于人们解读事实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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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的问题是，为什么当自己演讲时，与演讲后听录音效果不同？这同样来自于观察角度的差异。
关于这种自身与他人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最著名的实验是有 Richard Nisbett 和他人的同事1973年完成并发表的，他们问被试一下几个问题：
1）在过去的一年，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经常约会的女孩儿
2）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专业？
3）他们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喜欢他经常约会的女孩儿？
4）他们的朋友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专业？
Richard Nisbett 发现，学生们在解释他们喜欢的女朋友的原因时，往往给出情境因素（女孩儿的个性等）的数量是个人因素（自己的需求、兴趣等）的两倍。另一方面，当他们解释他们最好的朋友喜欢自己女朋友的原因时，两者的数量是答题相当。同样，当解释个人选择自己专业原因时，他们给出的情境因素与个性因素相当；但解释最好的朋友选择专业原因时，他们给出的个人因素是情境因素的4倍。
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对自身行为做解释时，我们更倾向于归因于情境；当对他人行为作出解释时，我们倾向于归因于他们个人的特质（性格、需求等）。
对于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但我个人觉得，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的来源在于：当处于轻松的环境中，由于行为人更多关注自己所处的情境，而对自身的行为不敏感；当处于异常环境时，比如演讲时，自身音调的颤抖，心跳等等，行为者更多关注自身生理上的活动。但是，观察者在行为人轻松环境中，更多观察行为人自身的反应，而在行为人异常时，他们并不能解读行为人本身内在的异常。
题主的问题可以经由我的解释得到回答，当我们自己在做演讲的时候，我们更关注自身的内在和行为表现，我们对自身音调、语气、动作、心跳等等信息的掌握远远多于旁观者。但是当我们自己听录音带时，这些隐含信息完全消失了。所以当我们演讲过后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很高，而当我们演讲过后听录音带，由于我们只关注声音本身，所以对自己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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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展开谈些东西，前面说：
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对自身行为做解释时，我们更倾向于归因于情境；当对他人行为作出解释时，我们倾向于归因于他们个人的特质（性格、需求等）。
这会带来两个与之相关的归因偏差———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和自我服务归因偏差（Self-serving Bias In Attribution)。
当我们评价他人行为时，我们会做个人特质的归因，这样会高估他人个性的影响，也就带来了基本归因错误。比如，在对穷人的态度上，很多人就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他人往往认为穷人面对的贫苦问题，往往是自身不努力的原因影响。同样，在评价许多残疾人、弱势群体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状况时，他们也倾向于高估这些人自身特质的影响，进而怀疑他们的实力，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当然，在面对成功者时，他们又容易高估成功者自身特质，比如性格、努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对自身做出评价时，我们又成为“两面三刀”似的人物。前面讲到，我们从自身的观察角度，容易高估情境的影响，特别是面临失败时，我们总能够为自己编织借口，比如一次考试失败，我们的解释是，昨晚没睡好、平时没看书、卷子太难、没有出到我复习的点儿上等等...而当面临成功时，我们又揽下所有成功的容易——“这都是我努力的结果！”。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美国橄榄球赛的胜利和失败的双方球迷时，他们的称谓表明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是多么不同。当采访胜利的球迷时，他们说：“我们赢了！”而采访失败的球迷时，他们说：“他们输了。”
这种行为者和观察者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带来的差异往往会加剧某些刻板印象和相互不理解的行为。比如，你上班迟到，你的很可能会做情境归因：堵车、司机开太慢、闹铃没有响.....而你的老板，作为观察者，往往归因于你的个性：懒惰、态度不认真、不努力 —— 炒鱿鱼。
同样，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角度的差异容易使得身处社会上层的决策者由于基本归因错误，而认为贫苦人士、弱势群体往往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也就不愿意资助社会福利。就连一些学者，在面对目前对贫穷的第三国家是否要采取经济援助的问题，经济学界吵闹不休的原因，似乎也有这方面在作怪。
在家庭生活中，当让妻子和丈夫评价自己谁为家庭付出更多时，你猜到结果了吗？没错，他们都认为自己付出更多。但是，当让他们评价双方的冲突更多由谁负责时，他们也往往认为是自己。对于这个的解释，似乎是个体在处理记忆时，自身的行为更容易提取或被记住（Thompson, S. C. & Kelley, H. H.，1981） 。而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对行为者—观察者归因差异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他们对于哪些信息记忆的更加深刻，也就越容易对此作出归因，算是可得性偏差。
当然，好消息是，当让观察者和行为人发生视角的转化时，这种偏差就被消除了。Michael Storms在1973年发表的让两个人进行交谈，两个摄像设备从两个人的角度同时拍摄，事后给不同组的观看，一组只看单独的，另一组看另一个，第三组观看双方，加一个控制组。事后发现，第三组相较之有明显偏向的第一和第二组，没有偏好。
这同时告诉我们，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远比从我们自身出发，来的更加准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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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链接：当时觉得自己可棒了，事后觉得自己有点二
[1]我想想觉得这个举例并不好，因为还有声音传导不同的因素在里面。
[2]这里面用“准确”这个词可能有些语义模糊。因为事实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刨除存在着一个绝对必然正确的选项或决策这个假设，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从不同角度得到的答案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事实。
因为这些从不同角度得到的答案，在非常“不确定”的状况下，只能反应我们思维的方式的不同，而不是反应了“事实”。所以很难说在未知的状况下，多角度、多视角的观察方式更好。
简单的说，就是阅历丰富，未必是什么好事——看书也一样。
2015.7.5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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